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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于桂林的李宗仁抗战文物
发布时间:2015-09-06 11:55 星期日|责任编辑: 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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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臂戴黑纱照 (原版照片,现收藏于桂林李宗仁文物陈列馆)

▲1936年徐悲鸿绘制的油画《广西三雄图》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张弘 通讯员 韦芳 辛华玲 曾晓芳 吴宏明

    编者按

    位于桂林市杉湖畔的李宗仁文物陈列馆(李宗仁官邸),是一处青瓦屋顶,黄色墙面,朱红门窗的民国庭院,占地4000多平方米,建于20世纪40年代,以主楼为中心,四周配建副官楼、警卫室、附楼、花园等。陈列馆共收藏李宗仁珍贵文物200余件。本报特此发表几件与抗日相关的文物。

    李宗仁将军对母亲的情怀

    2013年,香港人士李邕光先生向李宗仁文物陈列馆捐赠了95张原版历史照片,它们大部分是李宗仁及其部属在抗战时期的照片。李邕光先生的父亲李扬先生,一直担任李宗仁机要秘书,照片是他珍藏的。细心的李扬先生当时在照片背面都留有记载文字,时间、人名、地点,这样的记录使得这批照片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成为影像历史。

    其中有一张李宗仁臂戴黑纱,与孙连仲、蒋鼎文、李培基的四人合影格外引人注目。李扬在照片背面书:“李长官、蒋长官、孙副长官、李主席培基 合影於宛  卅一年五月”。李宗仁臂戴黑纱是沿袭礼制为其母戴孝,因在抗日前线,臂戴黑纱有着不同凡响的悲壮色彩!

    李宗仁将军是指挥台儿庄战役,让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名将。这张照片是他在1942年五月,驻扎湖北老河口时拍摄的。他左臂上的黑纱,显得非常特别。1942年1月,李宗仁的母亲刘肃端太夫人在家乡不幸病逝了。早在几个月前,李宗仁得知母亲病重,心里十分着急。一月初,他在重庆开完军事会议后,就折道回家探望母亲,没想到这竟是和母亲的最后诀别。母亲临终前拉着李宗仁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李宗仁在办完母亲后事的翌日,就因为前线战事吃紧而匆匆离去。国家有难,忠孝难全,这方黑纱伴随李宗仁来到前线,寄托对母亲的哀思,也让前方将士看到一个抗日名将的担当,激励抗战到底的斗志。

    李宗仁的母亲刘肃端太夫人是一位典型的农家妇女,她宽厚善良、坚强自信。在李宗仁小的时候,家里比较贫穷,母亲经常用“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之类的话来勉励李宗仁自立自强,这深深打动李宗仁幼小的心灵。长大后,李宗仁参军在外,一走就是三十余年,期间和母亲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更别说尽人子之责了。

    在李宗仁的印象里,和母亲有一次比较特殊的相聚,是1926年夏天,李宗仁在桂林王城举行北伐誓师大会,桂林离家乡只有三十公里远。李宗仁很想和母亲见上一面,但实在没有工夫,左思右想之下,李宗仁只好派人接慈母进城小聚数日,稍稍尽了一点儿子的义务。一想起这件事,李宗仁心中对母亲总有几许愧疚。抗战军兴,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北上前夕回家乡向母亲辞行,说到自己一生在戎马中度过,对父母没有尽到义务,表露出依依难舍之情。李母深明大义,要儿子以国事为重,不必挂念家中老母,她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你身为大将,只望你多打胜仗,赶走敌人,我就欢喜不尽了。”

    1938年4月,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大败日本侵略军,喜报传来,李母高兴万分。

    李宗仁在前线御敌抗战,后方的李母也毫不逊色。1940年12月间,宋美龄来桂林看望李母,她对宋美龄说:“日本鬼子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中国妇女每人拿起一把菜刀,就能把日本鬼子杀光。”后来,宋美龄在重庆妇女联合讲演会上引用了刘太夫人这句话,会场的许多妇女都为李宗仁母亲的民族气概而感动。母亲的话激励着李宗仁,而后,李宗仁相继指挥了“随枣战役”“豫南鄂北会战”等战役,大挫日军的嚣张气焰,使日寇不敢来犯。“人之行,莫大于孝”,李宗仁盼望抗日胜利早日归来,承欢母亲膝下,尽尽孝道,不曾想母亲溘然长逝,悲痛万分。

    1942年田汉先生写给李母刘太夫人的一首挽诗:

    徐州转战迄今兹,

    上将归来鬓半丝。

    带甲慈帏犹戏彩,

    一时千载未为迟。

    几回敌溃不成军,

    孰致将军不世勋。

    雄师尽扫倭氛日,

    家祭应先告太君。

    挽诗表达了对李宗仁和他母亲的敬重之情,也反映了抗战期间中国无数将士与家人骨肉分离的牺牲!

    李宗仁母亲是1942年1月14日去世的,时至5月,李宗仁还戴着黑纱。

    郭德洁与桂林难童教养院

    抗战时期,郭德洁作为李宗仁夫人,没有沉溺在安逸的生活中,而是遵从丈夫叮嘱,在后方做抗战宣传和慈善教育事业,领导广西妇女救亡和儿童保育运动,被誉为“广西女界领袖”。桂林的大街小巷、民众集会,频频出现她婀娜的身影。她发表抗日演说,组织妇女救国运动,组织抗战募捐活动,慰劳伤兵,等等,凡有益于抗战的事务都亲力亲为。抗战期间,她担任中央赈济委员会委员(见照片),从事拯救难童事业。她创办桂林儿童教养院,也称为桂林难童教养院,在全国众多教养院中最为著名。

    1939年2月,郭德洁在重庆孔祥熙家中做客,获知中央赈济委员会计划拨款在各地收容5000名难童,当即恳求在广西收容1000名难童。郭德洁的请求得到批准,得拨款10万元创办了桂林儿童教养院。这时桂林街头流落许多难童,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他们都是前方将士的遗孤、失去父母的孤儿,急需收容和抢救。“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郭德洁马不停蹄地进行教养院的选址建设。

    她为了给难童们寻找一个安全的理想院址,曾到山峦叠嶂、易于避开敌人空袭的河池、南丹、永福等地,最后在桂林两江的宝山建立了难童教养院。1939年6月17日动工兴建院舍,到10月,建了学生宿舍9栋,教室20间,还有餐厅、医务室、体仁礼堂、办公室和老师宿舍等。1939年11月1日,桂林儿童教养院举行成立典礼。桂南战事爆发,日本侵略者进犯南宁一带,桂南沦陷,大批儿童相继失去家园,郭德洁亲自到桂南前线组织抢救收容难童400多名,送到桂林儿童教养院。

    郭德洁认为救济难童是培养国力、深植国本的战时教育事业,也是社会慈善事业,是关系到抗战建国前途的大事,倾尽全力投入到难童收容和教养事业中。难童们叫郭德洁院长为“郭妈妈”,因为他们能够吃饱穿暖,靠的是郭妈妈费尽周折到处募捐。他们穿的就是郭院长亲自从部队弄来的军服。

    孩子们记得郭院长说:“你们在这里读书不要钱,不收学杂费、还管吃、管穿、管住、管医疗,生活全由院包下来。这样的好事,中国有几多?到哪里去找?一定要努力学习,才不辜负我们的殷切期望呀。”率直的郭院长还说:“你们哪里知道,办院有几多困难呀!钱是来之不易的,要靠各界募捐呀!人家的腰包,你能去掏吗?要人家自愿捐献。人家的钱也来之不易呀!”

    在教养院,郭德洁以“教”“养”并重,设置文化课、农事课和工艺劳作课,让他们掌握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成为能文能武、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郭德洁还非常注意培养难童的抗战意识和爱国思想,聘请了一大批进步老师,组织歌咏、话剧、演讲和壁报等文化活动,音乐老师教唱抗战救亡的《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太行山上》《保卫黄河》等歌曲。著名文化人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受郭德洁邀请,不定期来教养院给难童们讲课。教养院成为宣传抗战和传播进步思想的场所,在抗日炮火下幸存的难童们得到全面的发展,大多数成长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才。

    在抗战时期,桂林儿童教养院共收留难童1200多名,是全国收容难童最多、坚持时间最长的几个教养院之一。郭德洁女士身为将军夫人,不避艰难,为拯救难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抗战胜利勋章”。

    郭德洁院长在教养院 (原版照片,现收藏于桂林李宗仁文物陈列馆)

    1939年2月郭德洁任赈济委员聘书 (二级文物,现收藏于桂林李宗仁文物陈列馆)

    徐悲鸿给李宗仁的信

    1939年夏天,抗日名将李宗仁收到一封南洋来信,读罢欣喜不已。这封信字迹疏朗大方、平淡冲和,达到一种悠游不迫的从容境界,为典型的文人书法。写信的人就是著名画家徐悲鸿,他在信中首先写道:“德公元戎麾下:鄂中大捷举世腾欢。屈指台儿庄正届一载,此悲壮惨痛之五月将以我公之威,改变四万五千万人情绪,而友邦态度于以坚定,最后之胜利在望。……”接着又告诉了李宗仁一条好消息:“……鸿于四月间在星洲举行画展,曾得国币三万金以献国家,并指定以半数捐与广西第五路军阵亡将士遗孤。”徐悲鸿为何如此厚爱广西将士,这除了广西将士英勇杀敌外,还缘于他同李宗仁结下的深厚情谊。

    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期,涌现了无数的爱国志士,李宗仁自不必说,爱国情怀彪炳史册。而徐悲鸿呢,他不但是国画大师,同时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爱国精神还渗透进他的绘画作品中,如《奔马《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壮士》等等,这些作品大都以“托兴”“自况”的表现手法,充分体现了他那“悲天悯人”的爱国激情,从而赢得了世人的敬重。李宗仁对徐悲鸿自然是欣赏不已,如同遇到了知音,曾多次向他发出邀请、共赴国难。

    面对日军的疯狂侵略,李宗仁发出了“焦土抗战”的豪壮誓言,其铮铮铁骨感天动地,也深为徐悲鸿所敬仰,所以他欣然答应了李宗仁的盛情邀请,从1935年到1938年间客居广西。这三年中,李宗仁与徐悲鸿奔走呼吁,共同吹响了抗日救国的号角。在并肩战斗中,他们的友谊与日俱增。1936年,在李宗仁的特意安排下,徐悲鸿居住在阳朔镇上临江的一座院落。阳朔风光秀丽、民风纯朴,激发了徐悲鸿无数的创作灵感,使他创作了包括《逆风》《晨曲》《漓江春雨》等在内的艺术佳作。其中,1938年创作的《广西三雄图》巨幅油画,堪称传世杰作。大家看,画面上的人物就是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在桂林山水的背景中,他们戎装骏马,英姿勃勃,满怀信心地眺望远方,目光中显露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这幅倾注了徐悲鸿真挚情感的杰作,表达了他对抗日名将的崇敬之情,也见证了他同李宗仁的深厚友谊。

    抗战爆发后,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保家卫国。徐悲鸿决定到南洋举办画展,募捐抗日救国资金。1939年5月,正值台儿庄大战胜利一周年,李宗仁取得了鄂中战役的胜利,徐悲鸿卖画救国的壮举也大获成功,他高兴地写信给李宗仁,与老朋友一起分享了喜悦的心情。在信的后文徐悲鸿还表达了一个心愿,他希望“凯旋之时,必当归来与民众共迎公与全军……”

    李宗仁、徐悲鸿,一位将军、一位画家,虽然一文一武,却因爱国而结缘,传出了一段爱国佳话。这封信陈列在李宗仁官邸的文物展柜里,向世人展现在抗战烽火下一位爱国画家的奋起和担当,画坛泰斗徐悲鸿与抗日将军李宗仁的深情厚谊。 (本版图片由桂林李宗仁文物陈列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