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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七星岩八百壮士遗骨搜索
发布时间:2015-09-06 11:35 星期日|责任编辑: 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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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七星岩,七十一年前侵华日军曾在这里制造了令人发指的惨案。 (资料图片)


    □刘玉 文/摄

    吴忠

    1921年农历六月十五日出生于广西阳朔县阳朔镇观桥村委正方村。1944年秋加入阳朔县自卫队,在县大队一中队二连一排二班当炮手。曾先后参加光复阳朔、桂林的战斗及七星岩内八百壮士遗骨搜索行动;桂林光复后,被编入桂林保安队,在大队部通信班做通信员;1946年,被编入第七军第二二四师;1949年5月在宝庆(今湖南省邵阳市)向解放军投诚,被分在军部直属炮兵营当炮兵;1950年5月退伍回乡。

    【采访时间】2015年7月27日下午

    【采访地点】广西阳朔县阳朔镇观桥村委正方村

    【采访手记】

    有人说,桂林保卫战中,有数以千记的地方民团、自卫队自发加入桂林城防,当时大部分广西民团和少部分桂军士兵拿的还是土枪土炮而已,但是奉命死守桂林的守军都抱着必死决心与桂林共存亡。

    对于这一说法,坊间一直有不同的声音,说当时正规部队都调防出城了,哪可能还有民团主动送死?

    带着这个疑惑,做《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这些年,我试图找到桂林保卫战的亲历者幸存者。除正规部队的老兵之外,我尤其希望找到当年民团或者自卫队的老兵,以期能从中窥见当年参与桂林城防的到底有哪些人。

    我一直认为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提供资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老兵口述历史可以弥补抗战史料的不足,对于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来说,很多时候口述中提及的人、事、时间、地点是相关知识的补充来源。

    “口述历史”是一种搜集历史的途径,一种记录历史的方法,要求口述者是历史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者”。而抗战老兵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大多已经死去,幸存者则大多散居乡间,不为人所知,都是年届90高龄的老者,身体条件的原因,有些即便被寻找到,但是或卧病在床,或记忆模糊,或耳聋目瞎,或口齿不清,给采访工作带来诸多困扰。

    近期,我们终于在广西阳朔找到一位老兵吴忠,他亲历过桂林沦陷,亲历过光复阳朔、桂林,并且亲自参加七星岩内八百壮士遗骨的搜索行动。

    1944年秋,日寇兵临桂林城下,战事吃紧。他和一批青壮年被紧急招入,送往桂林参加城防保卫战。无奈,他们“走到桂林市将军桥的时候,看到七星岩方向浓烟滚滚,听到轰隆轰隆的枪炮响,有人讲日本鬼子打过来了,七星岩被放火烧了,前岩后岩的仓库也都挨烧了”,眼看桂林即将沦陷,还没领到兵器的他们只好折返回阳朔。

    其时,刚好阳朔县县长吴良弼组织自卫队,自兼司令招兵买马,吴忠立马加入自卫队。不多久,一批正规部队的散兵游勇也加入进去,阳朔自卫队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充实。远征军(第七十一军)调到阳朔前,这支地方武装就在阳朔罗响、沙子溪等地与日军周旋。

    “自卫队的枪好丑的,单针单发那种,还经常打不响。”作为炮兵,“我们那个班是炮班,炮筒有一米多长,装硝药和铁砂,炮弹打出去能命中两米多宽的地方,我们喊它撒网炮。”即便只是拿着这样简陋原始的装备,在后来光复阳朔的战斗中,自卫队员“总是冲在一线,没有哪个落后的”。光复阳朔后,自卫队奉命赶往桂林参加光复桂林的战斗,“我们先经过将军桥进城,进攻驻扎在南门的日军,打了三天三夜”,吴忠说。

    光复桂林的战斗中,最令吴忠痛心难忘的,不是战斗的胶着和险象环生,而是当他们搜索到七星岩内,看到被日寇毒气弹熏死的数百同胞的惨状,那一幕永远刻在老人的记忆里。那应该是他第一次面对那么多骨肉同胞的尸体,那么多生命就那样被无情剥夺,内心的惊悚,可想而知。他说,那里面臭气熏天,横七竖八地死了好多人啊,有当兵的,也有穿老百姓服装的,还有几个小孩。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岩洞里,随时都会有一堆恶心的虫子落在你的脸上,面对死难的同胞,你只有无助地全身发抖。

    “那个惨象啊,你们没见过晓不得那种心情的,我恨死日本鬼子了!”老人想起这段经历,心里非常难受,他用力吸一口烟,把脸偏向一边。

    那一刻,我无言以对,唯有在内心对死难者默默地哀悼,唯有对在抵御外敌的战斗中流血流汗的前辈祈福,致敬。

    我两岁的时候父母就不在了,奶奶把我养到八岁,也去世了,我成了真正的孤儿。

    没有依靠了,就去帮本村一户人洗脸洗脚、点火烧烟,得一碗饭吃。到年底,主人家给了二十斤米喊我回家过年。

    拿着米没有地方去,就哭啊!

    旁边的人问:“老弟,你哭什么?”

    我哭着回答:“没得饭吃。”

    他说:“那边之前有人赌钱,刚拿了赌(阳朔方言,意思是抓赌),你去地上找点钱。赌鬼逃跑的时候总会掉点钱在地上,你去找点铜板啊银毫啊。”

    就这样得了几块钱过年。

    后来去江边搞滑钓钓鱼,一个夜晚可以得一二十斤鱼卖点钱,搞了几夜。有人讲:“你才十把岁,不要再去,有人打你的,把你丢到河里溺死都没人晓得。”

    那个是个好心人啊,他怕我挨人家弄死。“你娘老子都死了,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你要好好活着,顶你老子那门香火啊。”他讲。

    后来我房上哥子问:“老弟,你得了几块钱?”

    我讲:“得了五六块。”

    他讲:“你去买两个木盆,挑一二十斤马蹄卖。你挑得动没有?”

    我讲:“挑是挑得动,我不懂做生意啊。”

    他又讲:“你搞起来,我帮你在赌场里卖。”

    我把马蹄削了皮,几个串成一串,哥子把它放到案板上。有人问,他就讲:“你们要给钱啵,这是那个孤儿的。”原本是卖两个铜毫一串的,人家听这么一说,就讲“那我就给三个铜毫一串啊。”

    后来帮人看牛,管不住,给那个蠢脾气的人把我砍了一刀。

    牛吃他的禾苗,他直接把我的脚筋砍断了,他家的人把我接到家里治疗,用了两个月才诊好。

    房上哥子又讲:“老弟,你这样子过不下去,我喊个人带你出门混饭吃,你去不去?光是管饭,没得钱给你的啵。”

    宋哲元和宋子文他们在阳朔王家祖(今阳朔中学一带)砌了个房子,我被送去帮扫地,点火烧烟,拿水给他洗凉洗脸。那一年我九岁。

    过了两年,姓宋的走了以后,堂哥又喊我换了个位置,到四川人潘儒基在工农桥头开的农场帮工,看牛羊、养鸡,也是只给饭吃,没得钱给。在潘家里帮了三四年工,没想帮他了,就出来做零工,去月亮山割草砍柴火卖。

    几年以后,我十五岁了,有点力气了,就去帮财主佬梁荣该(音)犁田、看牛、种田做长工,每个月给五十斤谷子。

    1944年春,有个人给了我一个鱼塘养鱼,给了几块田给我种,还给我地方住,都没要我的租金,这个人就有这么好!

    入秋以后,政府来拿兵了(意思是征兵),准备出去打日本鬼了。

    梁荣该有个崽喊梁双连(音)当村长,带人来抓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算我第一钩,人家给了二十担谷子,要我顶人去当兵。当时是抓阄确定谁先去,抓到前面几号的,就要先去。

    抓了十几个人关在阳朔,怕你逃跑,要关起来的啊。五天以后,就把我们送到桂林去打仗。走到桂林市将军桥的时候,看到七星岩方向浓烟滚滚,听到“轰隆轰隆”的枪炮响,有人讲日本鬼子打过来了,七星岩被放火烧了,前岩后岩的仓库也都挨烧了。

    有人讲:“日本鬼子来了,人都跑完了,你们还去送死啊?”

    听人这么讲,送兵的慌了,又怕我们打他,就丢下我们自己跑了。我们也跟着回到阳朔。

    我没有地方安身啊。刚好阳朔县县长兼司令吴良弼组织自卫队,我就进了自卫队,分在县大队一中队二连一排二班。大队长是矮山(今阳朔县阳朔镇矮山村)人蒋巨银(音),连长陶大宇(音)、排长陆吉明(音),班长陶桂发、陶明德。县大队驻扎在罗响(今属阳朔县高田镇)和沙子溪(今阳朔县高田镇与平乐县交界处)、桐油厂。当时一中队下面有两个连,二连驻防桐油厂,一连驻防在沙子溪,大队部驻扎在罗响。

    自卫队的枪好丑的,单针单发那种,还经常打不响。我们那个班是炮班,炮筒有一米多长,装硝药和铁砂,炮弹打出去能命中两米多宽的地方。我们喊它撒网炮。

    1945年5月,日本鬼子来打我们。桂林守军边打边退,走得快的已经退到贵州。走得慢的一些散兵,有些没有粮食补给,走不了了,吴良弼就收容了他们,讲你们没有粮食,还带着武器,再往前走危险,不如留下来和我们自卫队一起干,还可以包你们有口饭吃。这样自卫队的人就多了起来。

    为了阻止日本人过桥,中国军队(中美联合航空队)派飞机过来炸阳朔遇龙河上的工农桥,以阻止日本人过河,没想到被日本人打落了。

    飞机落在十来里远的矮山一带,自卫队两个连奉命配合抢救飞行员。日本人也来抢,四五百人把我们围起来,那个场合几危险啊!我们开炮打先,撒网炮的铁砂嵌进肉里取不出来,在身体里发炎,痛得人喊死。没打几久,日本鬼子就挨我们的杀伤力吓跑了。落花流水地跑。老百姓也来帮我们运送东西。那时候中国人齐心,一讲打日本人,老百姓都来援助。

    那两个中国飞行员只是脚被烧烂了。他们讲飞机中弹以后,油管燃起来,他们情急中用脚去踩,结果挨烧伤。自卫队把飞行员送到当时阳朔县政府驻地金宝红莲,听讲后来被转移到了云南昆明。

    这一仗,我们牺牲了五六个队员。

    我们得了一架从飞机上拆下来的机枪,飞机上一起有九架机枪。

    那段时间经常和日本人交火,我们那个炮班在桐油厂活捉了两个日本军官。

    那天我们打死了蛮多日本人后,他们退了,剩下两个日本人被围起,他们一手拿指挥刀,一手拿枪。

    我们不是步兵,没有枪,就抄起棍棒围拢。

    “啪!”不晓得是哪个一棒下去,打中了一个鬼子拿枪的手臂,他的枪掉在地上。我们趁机一通乱棍盖过去,把他打懵了,几个人冲过去从后面一把抱住,将他摁倒扣起来。

    其中一个日本鬼子的皮包里有个大铜印,可能是蛮大的官,他肩膀上的星星已经取掉,看不出是什么级别的军官,另外一个矮个子可能是个连长。押送鬼子去罗响大队部,要先经过沙子溪。走到沙子溪的河边时,矮个子动了一下,像是要摸家伙出来,拿枪的兄弟一枪就把他干掉了,怕他万一身上藏了手榴弹怎么办。三个人押一个日本人走,一边一个用绳子牵着,另外一个在后面拿枪顶着他。没绑起他哪行?他不搞你啊?怕日本人,你没得法啊。

    那个日本人没敢乱动,就麻直(桂林方言,意思是直接)押送到大部队了。他两个手都会写中国字,问他是哪的人,他不讲。有人拿块火炭给他,他在地上写是日本九州的(九州又称九州岛,是日本第三大岛,位于日本西南端)。那个家伙会讲中国话,戴一个尖尖的帽子,帽徽是个五角星,帽子后面,脖子后边有块布披溜披溜的。他讲你们中国人不行,我们小小一个日本敢进入中国,整个中国都差不多给我们的飞机炸了,你们不行,我们大大的可以。

    听他这么讲,我们非常气,上去就是几巴掌。

    第二天早上送到罗响大队部,晚上派人送到了阳朔县政府,交给司令部。当时县政府临时迁到金宝红莲。

    过年以后,远征军(第七十一军)从印缅回国了。

    五六月份,我们受命配合远征军一起收复阳朔。

    有几个日本人的据点好要紧的,丁厄、南山厄这些地方苦战了几回,死了不少人还是打不下。没办法,就改变进攻方向,从木山管家(今属阳朔县阳朔镇)那边过河,走猫仔山,打进水东门进到县城,穿过县城街(今西街)绕到丁厄后面,偷袭了那里的鬼子守军。

    那晚我们在湖南会馆里会餐,正准备开饭,日本鬼子从北门攻过来。听见枪炮响,大家丢下碗筷就出发。

    自卫队有五六百人,远征军有四百多人,加在一起有一千多人,打仗的时候都是相互配合。我们总是冲在一线,没有哪个落后的。

    那一晚围剿了四百多个日本鬼子,双方死伤都很惨重。

    收复阳朔后,自卫队有两个连队被派往桂林参加收复桂林的战斗。我们四个人抬一门撒网炮,一个人管砂子,一人管硝药,一个人点火索,一人管脚架。大家抬着那个令日本鬼子发毛的大家伙从阳朔出发,走了一天多才到桂林将军桥。那时候没得车子,都是靠砍路(阳朔方言,意思是走路)的,都是打赤脚、穿草鞋。草鞋都是自己打的,走路走得你喊死,穿的也是老百姓的便衣。撒网炮的砂子不仅打击面大,打进身体,取都取不出,鬼子一看见就有点慌。后来我们撤退回阳朔以后,就把炮交给国家了。

    到桂林后,看见桂林城内建筑破坏非常严重,到处都稀巴烂。我们先经过将军桥进城,进攻驻扎在南门的日军,打了三天三夜。结束战斗后,队伍沿漓江边到象鼻山、水东门、花桥、老人山一带搜索。搜索到七星岩里的时候,那里面臭气熏天,横七竖八地死了好多人啊,有当兵的,也有穿老百姓服装的,还有几个把爷崽(桂林方言,意思是小孩)。那个惨象啊,你们没见过晓不得那种心情的,我恨死日本鬼子了!

    搜索部队一起抓到二三十个日本鬼子,俘虏缴械以后统一集中在北门蒋家岭(今桂林市北仓路)。他们也不敢雄火(阳朔方言,意思是厉害)了,挨我们一拳一脚地打,有人直接拿起枪把敲。他们把桂林搞成那个样子,你讲可恨不可恨?

    在桂林搞了几天,我们奉命退回阳朔休息,阳朔的队伍只剩下400多人了。

    打败了日本鬼子,老百姓很高兴,纷纷送东西给前方队伍吃。

    战役结束,队伍开始整编,想回家的可以回家,不想回的就继续当兵。我无家可归,就被编入桂林保安队。大队长韦学成(音),是营长兼大队长,我分在大队部通信班做通信员,负责架线,架设连部通大队、团部的电话线。记得连长是王正民。

    1946年,保安队奉命移师到柳州编入第七军,在鹧鸪江军训。在柳州前后集训了一年。现在只记得我们连长是姓廖的。

    1947年,部队调往徐州、蚌埠一带。在徐州挨打败,撤退到浦口火车站修整。后来队伍退到江西,最后到了湖南。1948年9月,我被编到了第七军新编二二四师。

    1949年四五月,队伍基本算是散完了,我们两个班几十号人在宝庆(今湖南省邵阳市)向解放军投诚。在一个柑子园被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人包围起来,人家一喊“缴枪不杀”,我们就顺势缴枪了。投诚以后被分在军部直属炮兵营,参加围剿第七军。

    过了阳历年出发,开拔广东,经龙虎关(又名镇峡关、桂门关,位于桂林恭城瑶族自治县龙虎乡,与湖南省江永县交界)进入广西,在贺县过了老历年,再出发到达广东雷州、高州一带集训。

    1950年3月,部队奉命前往海南岛。4月开始进攻,我们经过曲园抵达琼山县码头,登陆后只用了一晚夜,就打败了守军。

    返回雷州休息了一个礼拜,年纪大点的被安排退伍,一部分人被派去朝鲜战场。

    当年5月,我回到广西阳朔县白沙,参加造田造地、修水库。

    算起来,我前前后后当了六年兵。

    1950年年底,我去了白沙南门村上门。

    1952年得了个崽,没多久我被家里赶了出来。老婆的父母去世后,她又跑过来跟我,之后我们又得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我现在住在老二家,老伴在后楼小崽家住。我们两个老的分开住,在一起做饭吃,两个儿子对我不错。

    退伍时带了两套军装,一床单被回来。退伍证藏在楼上被老鼠咬烂以后就丢了,那个时候不晓得留到现在有用处啊。

    搞运动的时候准备批斗我,我讲,我是个孤儿,在外面被人家抓去当兵,我也没有办法,我不是自愿去的。如果是我自愿去的,那我就不对了。

    我现在每个月领七百块钱的养老金,日子过得去吧。

    当年进自卫队以后,生活很艰苦,都是靠自己打草鞋穿,开始讲从五月到八月每月有两块光洋的,后来一分钱没得到。下面的人意见很大,讲军饷被吴良弼贪污掉了,所以,他因贪污被抓起关了两年,打败日本人的第三年被枪毙。后来到了第七军,生活也没见好,一两块钱一个月的饷,还经常领不到。

    打日本人的时候很辛苦的啊,吃得很差火,还总是吃不饱。大部分时候是靠老百姓送点东西才有吃,没有人送就经常挨饿。打败鬼子以后,老百姓好高兴,讲打败鬼子了,我们要杀猪杀牛给前方队伍吃啊。

    我为什么那么恨日本人?你看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他们进来以后不分青红皂白,烧杀掳掠,强奸妇女,什么坏事都做,搞到我们连饭都没得吃啊。我都好险,差点给日本人搞死。

    在阳朔自卫队挨抓到关了一个礼拜,我差点挨搞死。

    当时鬼子有条电话线通平乐,班长喊我去侦察一下情况,好设法破坏电话线。

    早上七八点这样,同去的四个人看完以后就分开了,我准备回来喊人去剪断电话线。哪晓得那么巧,在路上撞到两个架线的鬼子,他们没得枪的,腰里别有手榴弹。问我是什么人,我哪会承认。讲话听得懂的,鬼子的队伍里朝鲜人,外蒙内蒙的人,湖南人都有,都是挨日本人镇压来的啊。

    矮山圩那边当时住了不少日本人,我在那里挨打得半死以后,关在县政府后背一个屋子里头。房子是泥巴墙,有些年头了。

    开始两天,鬼子要我出来帮他们做事,帮挑水啊,把鸡鸭皮扒了以后砍好啊,做完以后给点饭吃。后来不喊我做事了,就锁在屋里不管你死活了。

    那天,大批的日本人出去搜山搜岩打捞去了,还剩三个人管我。我想如果不搏命逃跑也是死路,就用双手猛力一推,土墙“哗啦啦”倒了,露出一个大窟窿,我就翻墙出去。鬼子听见动静,开了后门来拦,我转身拼命跑。三条枪追过来朝我开火,我跑得飞快,子弹呼呼地响,还好没有打着。

    被三条枪一直撵到龙头山的河边,我赶紧跳下河,游过河躲进猫仔山,才算捡回一条命。

    我跑的步奏是好快的!那时候年轻,一步总要跑几尺远!幸好没给那三条枪打着。如果挨打着了,我还有今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