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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保卫战:“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的背后
发布时间:2015-09-01 11:02 星期二|责任编辑: 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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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桂军士兵

日本军队冲入桂林市区。

位于七星公园博望坪因为桂林保卫战牺牲的吕旃蒙、陈济桓、阚维雍三将军殉职纪念塔。记者景碧锋 摄


    提起桂林,人们就会想到甲天下的山水。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曾经爆发了一场令日军震撼但却被国人较少提及的战役———1944年的桂林保卫战。

    如果问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哪次战役最残酷最激烈,可能有人会说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第三次长沙战役、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等等。但是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参加过侵华战争的不少日本老兵认为,1944年的桂林保卫战是他们在中国战场上遇到的最残酷的战役。桂林的相关学者后来根据史料和实际调查,陆续揭示出当时战争的真实情况。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再次引用相关研究者的史料来回顾当年的桂林保卫战,并着重剖析这场惨烈战争背后的原因。

    □本报记者 景碧锋

    三将军壮烈殉国,八百壮士牺牲,坚持十多天,桂林城沦陷,是我国抗战中最后沦陷的一座省会城市

    抗日战争中的桂林保卫战,是桂柳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4年,日本为了挽救太平洋战争败局,发起一场为打通中国大陆通往东南亚各国交通干线的战略性进攻——— “豫(河南)湘(湖南)桂(广西)战役”,企图打通华南,连接东南亚,保障运输补给线,和美军决战。这次战事,日军方面命名为“一号作战”。进攻桂柳的是其第六方面军,由冈村宁次大将任总指挥。

    在连克河南、湖南后,日军近七个师团,300多辆坦克、30余架飞机,大量重炮,总兵力15万人沿湘桂线南下,逼近广西省会桂林。

    6月,日军围攻衡阳,桂林形势吃紧。白崇禧、张发奎在桂林召开第四战区高级将领会议,制定部署对日作战计划,决定成立桂林市城防司令部,任命韦云淞中将为司令。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也在这个月的下旬到桂林视察防御工事的修建。

    10月底到11月上旬,桂林保卫战爆发。

    原备战充分、兵力充足、工事坚固的桂柳会战在战争打响的前一刻,由于上层决策者为保存实力而做出调整,桂林守军一下由8万锐减为2.5万,他们是陆军第31军131师和陆军第46军170师。

    10月末,日军与我驻守桂林东郊的军队首次交火,桂林保卫战由此打响。10月29日,日军入侵桂林市区,中国城防守军奋起还击。

    11月1日,日军完成了对桂林的四面合围,开始大规模进攻桂林。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日军连续不断地向我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中国守军凭借防御工事顽强抗击,以城东、城北的战事尤为激烈,双方拼死争夺,阵地数易其手。日军使用了大量的毒气、窒息性煤气和火焰喷射器攻击桂林各处守军阵地,守军中大多数人不知道是毒气,没有躲避,大量中毒死伤。

    11月8日,七星山普陀峰失守,部分守军及伤员800多人撤入七星岩中继续抵抗,日军无法攻入洞内,便向洞内施放毒气,继以火攻,守军官兵除少数人由后洞突围脱身外,其余全部壮烈殉国。城东阵地失守后,日军开始直接进攻桂林城,并且派登陆艇试图从水路攻击。桂林守军殊死搏斗,一条条街道、一条条巷子地争夺。日军曾经多次冲入桂林市中心,都因为陷入巷战,损失惨重而不得不撤出。与此同时,水上战斗也很激烈,地方民团敢死队甚至在身上绑上手榴弹划着竹排去炸毁日军的登陆艇。

    11月9日下午,日军大量增援,守军伤亡惨重,终因寡不敌众,城中据点大部分丢失。面对不可逆转的战局,桂林防守司令部司令韦云淞致电白崇禧请求弃城突围。

    守城主将,131师少将师长阚维雍(后追赠中将),见城破在即,留下了“千万头颅共一心,岂忍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作降将军!”的绝命诗,在铁封山师部举枪自杀,壮烈殉国,时年44岁。

    突围中,城防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陈济桓身负重伤,后自杀,时年51岁。

    第31军参谋长吕旃蒙少将率部打开突围通道,与敌反复肉搏,战死,时年40岁。

    11月9日零时,日军第四十师团从中正桥(现解放桥)至伏波山之间突破中国军队防线。

    10多天来,两万多将士浴血奋战,然而寡不敌众,桂林城于11月10日陷落。就战斗本身而言,守城将士在外无援兵、内无补充的情况下,面对数倍于我的强敌,孤军奋战,确实可歌可泣。

    桂林,也是我国抗战中最后沦陷的一座省会城市。

    据桂林城防司令部司令韦云淞战后所写的《桂林防守军战斗要报》记载:桂林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伤亡约9000人,日军伤亡6000余人。被称为“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

    日军第58师团师团长在日后的战报中称:“我师团在桂林遭到了广西当地土著武装的顽强阻击,这些土著武装的装备虽差,但是极为凶悍,至死决心甚浓,其勇猛为我军远远不及,我军士气低落到极点……”

    日军下级军官也有过这样的记录:“自小听说之桂林景色宜人,为世之罕见,但今日我军遭到了自战争以来最凶猛的抵抗,城中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地雷,全城都在肉搏,我大队900余人在战役结束后仅剩70余人,且多为伤兵,在战后从敌军死尸上发现桂林之敌军的武器竟然大多为我国40多年前已淘汰的火枪,如此简陋的武器居然令我们遭受到如此巨大的伤亡,虽为敌人,但亦为之忠勇精神而感慨。”

    敌强我弱,导致战争溃败;战后,漓江上“十里漂尸,江水染红”

    桂林扼守中国西南,因山峰多、洞穴多而被誉为“铁打的城”。更有国军抗日名将何宣为了稳定民心,鼓舞斗志,在象鼻山山门上,亲自书写并请石工凿刻了一方一丈二尺多宽的“西南保障”四个大字,以表达抵御日寇的气概与决心。

    正是依托这样有利的地理环境,国军更是准备在桂林打一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蒋介石方面欲保存实力,同时桂系内部也没能很好地凝聚起来,力不从心。

    桂林守军原为国民革命军第31军(下辖第131师和第188师)、第135师及部分地方守备部队,系桂系部队。在战役开始之前,上层又把第188师调出,以第46军的一大部分是新兵的后调师第170师来替换。

    同时,把第31军副军长冯璜及第131师第391团调出桂林,后又把第135师和地方守备部队也调走,这就使得桂林守军只剩下缺少一个团的第131师和第170师。第170师说是一个师,其实兵力也仅仅相当于一个团而已,他们负责守南面将军桥一带。

    反观日本方面,1944年,日军在其海空主力被美军消灭,海上交通线被切断之后,大势已去,决定实施“一号作战计划”,目的是建立从华北到越南的“大东亚交通线”以支撑战争,并摧毁美军在华中、华南的空军基地,削弱美军利用这些基地轰炸日本本土的能力。

    日军发动了被我国称为“豫湘桂战役”的大规模作战,连克河南、湖南,除了在湖南衡阳遭到了中央军第10军的顽强抵抗外,一路没受到强有力的阻拦,国民党军大部分溃不成军,日军近7个师团,15万兵力,300多辆坦克,30余架飞机,大量重炮集结于桂林一线,准备进攻桂林。

    1944年10月28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桂林进攻,桂军在猫儿山、屏风山、普陀山、月牙山和穿山五座山殊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接连失守。

    日军27次冲入桂林市中心,都因为陷入巷战的泥潭,使得损失惨重而不得不撤出。日军曾经想从漓江偷渡,迂回进攻桂林,但是桂军将仅有的12门炮大部分集中在象鼻山,同时在已被炸毁的中正桥的桥墩上布好了机枪排,准确的火力将日军杀伤大半,地方民团敢死队甚至身上绑上手榴弹划着竹排去炸毁日军的登陆艇。

    战后,漓江上“十里漂尸,江水染红”,足见战斗之惨烈。

    1944年11月7日,日军见强攻伤亡巨大,急忙使用了大量的毒气弹攻击桂林各处守军阵地,守军中大多数没有见过毒气弹,不知道躲避,所以大多中毒死伤。其中800名桂军士兵(多为伤兵及医务人员)在七星岩抵抗数日,日军向七星岩内施放毒气,后用火焰喷射器向岩内喷射,七星岩内桂军官兵大量中毒,日军此时冲入其中,很多桂军士兵用剩下的一点点力气射击日军,并同日军肉搏,但终因中毒后力竭和弹尽粮绝而全部牺牲。

    抗战胜利后,1946年,政府收殓壮士遗骨,计824具遗体,合葬于普陀山博望坪,八百壮士墓墓碑刻“英风状节 蒋中正题”。

    桂军卓越表现的原因:由于多年来军事准备,部队受过爱国思想政治教育,严格军事训练,有团体纪律

    研究者从日军记录的资料中发现,桂林保卫战被称为“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这是日军自己的提法。那么,为什么桂林保卫战能打得如此惨烈?

    “九一八”事变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领导的新桂系意识到,日本迟早会侵犯中国。

    1932年,新桂系第一次公布《广西省施政方针及进行计划》建设总方案。

    1934年初,由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主持制定了《广西建设纲领》(草案)。同年3月,广西省党政军首脑举行了联席会议,对《草案》作了审定。《广西建设纲领》号称广西“根本大法”,是广西的“宪法”。

    为了实现“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主张,新桂系提出了“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方面的建设,史称“四大建设”。

    在政治上,从省以至乡村推行政、军、学的“三位一体”制,使各项政令的贯彻执行直接通达村落。

    经济上,上世纪30年代湘桂铁路的建成通车,也促进了后方的经济巩固。

    军事上,除加强正规军外,还大搞民团建设;同时引进军事人才,力争将桂军打造成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白崇禧在保定军校的同学何宣就任第46军军长。

    广西建设的自卫政策,首要目的在于为抵抗日本侵略作准备工作。达成自卫的具体办法,就是“三寓”政策。

    白崇禧在《三寓政策在广西的检讨———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对干部训练班第五期学员讲话》提到,“寓兵于团是要达到兵民合一,寓将于学是要达到文武不分,寓征于募是要达到实现国民义务兵役制”。

    “寓兵于团”中的“团”,就是指广西民团。广西民团是广西建设中最重要的基本组织,通过民团组织进而达到全省皆兵的整军目的。民团又同时负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种功能,是一个全民组织。

    如果说“寓兵于团”是培养兵源,那么“寓将于学”便是培养军事干部,目的是“恢复古代文武不分的风气,使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有文事兼有武备,以应付现代剧烈斗争的环境”。

    “寓将于学”的实施政策便是各级学校的学生一律实施军事训练。当时,在大学一级成立军官预备队,接受过这样军事教育的学生,遇到国家有事,便可充当中下级军事干部。而在校女学生,则接受护理训练。南宁的广西民团建设干部学校和桂林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就应运而生,现在桂林的建干路就是以此而得名。

    中国近千年来都是实行募兵制,“寓征于募”,便是采取渐进式由征、募混合制而最后达到全省义务兵役制。当时可以说是“拿起锄头就是农民,放下锄头就是军人”。

    抗日战争中,广西军队的卓越表现,也就是由于多年来广西军事准备的结果,那是一支受过爱国思想的政治教育,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有团体纪律的军队。

    广西建设中的“自治政策”,相当于“民权主义”中的地方自治。最大的亮点就是广西民团干部“三位一体”,担负军、政、教育、经济等多功能的责任。拿县一级来说,县长不仅担任当地民团组织团长,同时还任当地中学校长,肩负三重职责。

    正是如此,桂系军队在抗战时可以说做到了“备战最充分,出兵最迅速、快捷”。

    与此同时,在建设“三民主义”的模范省的道路上,广西也得到了当时国内外各方的关注。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远东调查团团长李顿来华考察广西后赞道:“假如中国有两个省这样干下去,日本就不敢侵略满洲了。”

    美国《纽约时报》远东特约记者来华考察后,于1936年写了《中国的命运》一书,其中专门有一章题为《中国的模范省——— 广西》,这即是广西模范省的由来。

    日本记者和田广浩考察广西后说:“广西有着险峻的地形,剽悍的军队,名战的将领和大广西主义的精神,谁想把它蹂躏,我敢说是徒然空想。”

    1935年,胡适到广西后,在《南游杂忆·广西的印象》中写道:“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好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恋古的反动空气,第二个印象是俭朴的风气,第三个印象是治安,第四个印象是武化的精神。”最后,胡适还感慨地说:国家民族争生存的一线希望是在这一辈武化青年的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