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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 元右党籍碑
发布时间:2015-02-09 01:26 星期一|责任编辑: 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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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庆元年间(公元1195~1200年),静江府(今桂林)司理饶祖尧结识了元右党人梁焘的曾孙梁律,梁律时任静江府钤辖。钤辖,亦称“兵马钤辖”,掌军旅戍屯攻防等事物,南宋时,多为虚衔和闲职。梁律风度儒雅,得到了饶祖尧的敬慕和尊重,两人交往甚密。一天,两人在闲暇时谈论到前朝奸臣蔡京“黜元右害政之臣”这段历史事件,感慨不已,认为虽然事情已过去了九十多年,却是一件值得永载史册的大事。为了褒扬元右党人,使之名垂千古,他们决定重刻元右党籍碑,遂于庆元戊午年(公元1198年)雇请工匠,将元右党籍碑摩刻于龙隐岩石室内。

    元右党籍碑高193厘米、宽143厘米,碑上刻着北宋名流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秦观等三百零九人的姓名。从贬到褒,冰冷无语的碑石向世人展示了发生在距今九百多年前的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北宋中叶,由于统治者一贯奉行“恩逮于百官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有余”的政策,上白宫廷贵戚,下到州县官吏大都依仗权势,隐瞒土地,营私舞弊,垄断商行,左右赋税,造成了“百年之积,惟有空簿”的严重后果。朝廷的财政危机势必转嫁到农民头上,备受繁役、重租、苛税与高利贷层层盘剥的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起义不断爆发。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二十岁的神宗即位,迫于面临的严重形势,想有所改革,遂不顾重臣的阻拦,破格提拔王安石实行变法。

    针对当时豪强地主隐瞒土地,偷漏赋税,垄断商行,扰乱市场的现实,王安石颁布了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免役法等新法,有效地控制了财政下滑的局势。然而,新法因触动了大地主、大商人以及高利贷者的利益,因此受到了一些官员的强烈反对,代表人物有司马光、韩琦、苏轼等人。后宫中也有许多人反对,高太后就曾哭着要儿子神宗赶走王安石,恢复祖制。当时,朝中有人甚至连华山山崩以及田旱不雨,都说成是王安石行新法的罪过。神宗在吵吵嚷嚷的反对声中动摇起来,甚至开始怀疑新法。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十八岁的宋神宗病死,由儿子哲宗即位,更年号元右。哲宗当时只有十岁,其祖母高太皇太后听政。高太皇太后就是皇室中支持司马光等旧党的最高统治者。她急召司马光入朝主持国政,次年任其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尽废王安石新法,排除新党,史称“元右更化”。元右更化那年的四月,王安石在江宁(今南京)忧病而死,时年六十六岁。从元右元年至元右八年,旧党得势。此间,旧党中又有洛党、蜀党、朔党不同政治集团的争权斗争,史称元右党争,直至元右八年哲宗亲政,重新推行新法,这场党争才告终止。哲宗只亲政六年就死去,由其弟徽宗即位。

    蔡京勾结童贯,以谋起用。在中国历史上,蔡京是个典型的反面人物。他天性阴险诡诈,对人爱耍奸弄滑。他的一生中,充满了阿谀奉承、投机取巧、打击报复、徇私枉法的斑斑劣迹。最初,蔡京配合了执政大臣改革派章悖等拥立赵煦(哲宗)为皇位继承人,在高太皇太后掌权时,又积极地配合执政大臣司马光恢复旧法,以保全官职。哲宗亲政后,为了继承神宗的改革事业,重新起用改革派官员,这时,蔡京摇身一变,又成为最积极恢复新法的执行者。徽宗上台后,为了巴结新皇帝获取更大的利益,蔡京利用自己一手漂亮的书法当敲门砖。徽宗是个风流皇帝,精通琴、棋、书、画,尤有收集古书画的强烈嗜好,在杭州设立了明金局,派亲信宦官童贯主持,收集古字画。蔡京看准了这个好机会,他巴结、讨好童贯,整天陪着童贯吃喝玩乐,并通过童贯不断向徽宗进献自己的书法作品,甚至不厌其烦地为后宫的嫔妃、宦官书写扇面、条幅之类,博得了后宫上下人的一致好感。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得到徽宗重用,升为右仆射,后又任太师。

    蔡京掌权后,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打出“绍述”即继承先帝改革遗志的旗号,打击元老势力,排除异己。他在崇宁年间,以恢复王安石新法为名,把大臣们分为正、邪二等,顺从自己的四十多人列为正等,予以提拔升官;列入邪等的官员多达五百四十人,作不同程度的贬谪处理。又把其中的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秦观等三百〇九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定为元右奸党,亲书碑文。他在碑文的一开头写道:“奉皇帝命令,让我书写元右奸党的姓名。自从皇帝继位五年以来,扬善惩恶,赏罚分明,罢黜元右时期的祸国之臣,没有漏罚。又命有关官员评其罪状,区分首恶和附和者上报朝廷,共考察出罪臣三百〇九人。皇帝手书其姓名刻石,放置在文德殿东壁,永为万世子孙鉴戒。又命我记载此事,用以颁布于全国。我怎敢怠慢宣扬王命之任,为了表明陛下孝悌之心、继承发扬先皇的大志,谨遵命书写元}右奸党姓名。”然后,把三百〇九人的姓名按“曾任宰臣执政官”的司马光等二十七人、“曾任待制以上官”的苏轼等四十九人、“余官”的秦观等一百七十六人、“武臣”中的张巽等二十五人、“内臣”中的梁惟简等二十九人、“为臣不忠曾任宰臣”的章悖、王圭等这样的顺序排列书写下来,由徽宗下诏全国郡县刻碑,意欲使元右党人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据说,当时长安城有一个叫安民的石匠奉命刻碑,哭着推脱说:“我是个愚昧无知的人,根本不懂立碑的意思,但是像司马光这样正直的人,也要治他的罪!我如今被驱使不敢不刻,但请求不要把我的姓名刻在末端,我怕被后世唾骂。”这个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蔡京专权的不得人心。

     刻碑后的第二年,天上出现彗星,徽宗认为不祥,下诏毁碑,他在命令中说:“对元右和元符末年在籍的人,外迁贬谪了多年,已经惩戒过了,可以恢复他们的官籍,允许他们自新。朝堂外的石刻,已经下令除掉、毁坏,如果外面州郡有奸党石刻,也令其毁掉。今后,再不许借以前的事弹劾纠缠。御史台要经常监督检查,违反此令的人要劾奏。”顷刻间,元右党籍碑尽数毁掉。直至南宋高宗为元右党人昭雪,后者的名誉才得以恢复。

    毁碑九十三年后的南宋庆元年间,静江府司理饶祖尧和元右党人梁焘的曾孙梁律,将元右党籍碑重新摩刻于龙隐岩石室,才使得这件承载着中国古代厚重历史的名碑流传了下来。后人重刻的元右党籍碑在全国仅存两件,都在广西。除此件外,广西融水县还有一件,由元右党人沈千的后人沈目韦于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重刻,可惜它上面疏漏了一个人的姓名。该碑原立于融水县真仙岩内,现藏于融水县博物馆。广西这两件元右党籍碑,对研究宋代历史有着重要的实物价值和史料价值。

    龙隐岩这件元右党籍碑为蔡京所书。蔡京的书法在当时很有名气,他的小楷秀丽典雅,大字笔势遒劲,但此人人品不好,缺少德行,历代的正统人士都很讨厌他,因此,将他摈弃于书法界之外。

由于元右党籍碑上所列的都是当时的名流,因此受到了后世文人学士的珍视。元右党籍碑之下刻有一件明代万历年间罗作的诗:

 

    元祐由来五百秋,党人姓字此间留。

    中衰宋室匡攸定,贝锦谗言谮不休。

    岩石坚刚胜竹帛,薜萝掩覆若金瓯。

贤良自是流芳远,追贬徒劳奸佞谋。

 

    意思是说,贤良的人自然会流芳千古,诋毁他们是徒劳无益的。元右党籍碑左下侧,刻有清末名人康有为“观元右党人碑题记”。康有为于变法前的1894年末和1897年初两次来桂讲学,曾慕名前来观看元右党籍碑,并留下这件题记。1898年,康、梁变法失败,康有为成了朝廷钦犯,当地的保守势力即将康有为碑上的字凿掉。侥幸的是,碑文中提到的一些历史上公认的贤良人物的名字被保留了下来,使后人能一睹康有为书法的风采。康有为是晚清一大书法家,现代名人徐悲鸿、刘海粟、肖娴均曾师从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