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走进漓东 > 漓东文化 > 漓东故事 >
文化人涌入桂林的第一轮高潮
发布时间:2015-08-17 10:45 星期一|责任编辑: 宣传部
 打印


    □黄伟林

    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造成了文化人涌入桂林的第一轮高潮。

    1938年10月20日,于广州沦陷前10多个小时,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巴金与未婚妻肖珊及友人林憾庐撤出广州,11月上旬抵达桂林。

    同一天的上午,《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还在广州为第二天的《救亡日报》写社论,中午,一切消息隔绝。下午传来消息,日军离广州已经只有几十里。夏衍召集《救亡日报》编辑部会议,决定在21日之后暂行停刊。夏衍黯然地写了一篇社论:《忍着眼泪和广州的市民暂别》。21日凌晨,夏衍与《救亡日报》全社12位同仁,只拿了些日用必需的东西,向西出发,离开广州。11月7日,抵达桂林。

    广州沦陷前夕,在国民政府第四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三组任职的司马文森随四战区长官部撤往粤北山区,1939年5月离开广东抵达桂林。

    1937年7月6日傍晚,在武汉从事抗战文艺活动的诗人艾青还在武昌近郊漫步,并写了一首描绘傍晚郊野宁静风光的小诗《黄昏》。随着战火向武昌迫近,7月下旬,艾青不得不与妻子张竹如离开了武汉,到了湖南衡山。10月或11月的某一天,艾青由衡山到了桂林。

    1938年夏秋之际,战火迫近武汉,活跃于武汉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总干事、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盛成在宋埠与李宗仁商议把国际宣传委员会一分为二,一部分王炳南带到重庆,一部分由盛成带到桂林。10月底,盛成到湖南把家人接到桂林。在桂林,盛成拜见了广西省主席黄旭初。黄旭初让盛成与国际宣传委员会的人担任广西省政府参议,每人每月薪金100元,并每月给国际宣传委员会划拨100元。盛成在漓江东岸施家园租房居住,很多年以后,他做他的口述回忆时,还清楚地记得他住所的方位:“在望城岗下面,象鼻山的对面,南岸是穿山,北面是龙隐岩。宋朝的‘平蛮碑’和‘党人碑’就在岩内。岩旁边是月牙山,山里有一个庙,我的朋友巨赞就住在山里。”

    1938年10月24日晚,武汉沦陷前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乘船离开汉口,10月30日抵达长沙。11月10日岳阳失守,长沙危在旦夕。11月12日,长沙大火,郭沫若发现大火燃起后从火中冲出来,撤至衡阳。12月2日,郭沫若乘火车离开衡阳,12月3日抵达桂林。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胡愈之是与郭沫若一起撤离武汉的。抵达长沙后,他向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提出了辞职。周恩来同意了胡愈之的辞职,并建议他到桂林做李宗仁、白崇禧的统战工作,同时把桂林的抗日文化活动开展起来,胡愈之接受了周恩来的安排,11月中旬抵达桂林。

    1938年9月,《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武汉筹备成立国际新闻社;10月,国际新闻社在长沙成立;11月,国际新闻社从长沙迁至桂林。

    这些到桂林的著名文化人并不是只身前来,与他们同来的常常是一个文化团队抑或一个文化机构。

    巴金到达桂林后,暂住七星岩后缪崇群家。这是抗战期间巴金第一次到桂林。很快,巴金创建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社址在东江福隆街32-6号,1943年迁至中北路西一里6号。1938年10月25日,巴金为他从广州带来的《文丛》第二卷第四期写了卷首语。在文章中,巴金写道:“这本小小刊物的印成,虽然对抗战的伟业并无什么贡献,但是它也可以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暴力所不能摧毁的。”除了编印《文丛》,巴金还编发了艾芜《逃荒》、罗淑《地上的一角》、朱雯《逾越节》等书稿。这些书稿第二年相继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桂林出版。

    《救亡日报》1937年8月24日创刊于上海,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11月因上海沦陷而停刊。1938年1月1日在广州复刊。10月,又因广州沦陷而迁至桂林。

    与夏衍一起到达桂林的有林林、彭启一、高灏、高汾等《救亡日报》同仁。到达桂林的当晚,夏衍即到桂北路206号八路军办事处找李克农汇报工作。11月9日,夏衍只身赴长沙向周恩来以及《救亡日报》社长郭沫若请示工作。从长沙回到桂林后不久,夏衍又前往香港通过廖承志筹募《救亡日报》的复刊经费。廖承志从海外华侨捐赠的经费中,给《救亡日报》拨了1500元港币。与此同时,广西当局也答应补助200元作为开办费用。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终于在桂林复刊。

    根据华嘉的回忆,《救亡日报》在桂林分三个地方办公:社址在桂西路的太平路12号,营业部在太平路东口即桂西路26号,编辑部和印刷厂在郊外的白面山。在华嘉的记忆中,太平路的《救亡日报》社址“在当时还算是像个样子的,门前有个围墙,围墙内有个院子,建筑物是挺坚实的木楼,还有一排附属的平房。这个社址没有搬过家,一直都在那里。在1939年和1940年,这里成了文化人经常来往的公开地方……”

    如今,《救亡日报》社址仍坐落在太平路南段东侧。由于太平路与市中心乐群菜市场相邻,道路拥挤嘈杂,来往行人和买卖者众多,人们不太容易发现街道边上还有这样一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过,如今的救亡日报社遗址像桂林尚存的为数不多的民国建筑一样,多是战后重建的。那是因为1944年的桂柳会战,桂林整个城市惨遭浩劫,《救亡日报》社址也不例外。

    国际新闻社先于社长范长江到达桂林。根据唐海的回忆,社址在环湖北路,几间破旧的平房。夏衍在纪念范长江的文章中说:“在桂林时胡愈老(胡愈之)等有个聚餐会,长江、刘思慕、姜君辰和我一些人都参加,国新社要发什么稿,每次聚餐会一谈,哪一件事要写一篇文章,就拿起笔写。当时写稿最快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范长江,一个是刘思慕。刘思慕只要你和他一讲写个什么问题,出个题目给他,一个钟头之后,他就可以交卷;范长江也很快。”

    文化人涌入桂林之后,并非一盘散沙,他们很快以各种名目组织起来,比如,1938年11月30日,由广州、武汉等地撤退至桂林的文艺工作者,在月牙山倚虹楼举行临时座谈会,到会的有夏衍、巴金、周钢鸣、林林、高兰、林憾庐、谷斯范、艾青、王莹、杨朔、特伟、白薇、李辉英、张周、田一之、陈紫秋、董每戡、丽尼、王语今、欧阳凡海等20余人,决定在桂林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并推举巴金、夏衍等负责筹备工作。